三十四世裔孙   建德

（作于二零一五年元月）

我们的祖先中贤人辈出，贵族名流接踵涌现，这些固然是家族的光荣。但若名不见经传，或者是商贾、农民、一介布衣，其实更值得自豪。因为他们必定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适应性，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繁衍出一大家族。

---题记

每观他族之谱，除了能见到其族的开山之祖（即堂号所得之祖）的传记，在源流追溯中少不得的是始迁某地的始祖的传记。我支由苏迁宝的始迁祖是十四世祖性之公，无论从《义田记略》还是《合族重修宗谱序》中都有明确记载，尤其世系图，世系传更是清楚不过了。但谱中不仅未见其画像，而且对其身世自然状况，含生卒年月，文化程度，以何为业，有何事绩，品行风貌等等，却无片纸只字的文字记载。每与族人论及此事，甚觉遗憾，甚至因此彻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为此我反复阅读、研究光绪版谱的序文、凡例及家规，先以句逗，后译其意，仔细揣摩。在一遍遍的研读之中，始迁祖性之公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渐渐浮现了出来。故而以此为据来推断我支始迁祖性之公的一些概况，以便本支族人缅怀其无量功德。

始迁祖性之公是于“洪武赶散”中，由苏州阊门迁到白水塘来的赵姓第一人。《义田记略》中有明确记载：“至性之公由阊门北迁，因宝邑灵秀堪夸，遂卜筑于白水塘居焉。开常稔田数武，以贻子孙。白水塘之有赵，自此始也。” “白水塘之有赵，自此始也”说明“洪武赶散”前此地的居住者中尚无姓“赵”的，自从性之公来了之后，此地才有了“赵”姓者。同时这段话也恰恰说明祠堂建成之年（天启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族中也续修了一次宗谱。

后来的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二十九世祖且均公为增修族谱时所写的序中也明确记载“至我始祖迁居八宝湖西，复立字派，以贻后世。”“故我谱即以迁湖西之性之公为始祖也。”所以半部堂赵氏白水塘支系族人的始迁之祖就是十四世祖性之公。

光绪版《合族重修宗谱序》中清清楚楚出地记载了“迨明初定鼎，万民迁徙，我祖性道公、性之公、性近公被乱离散，家传铜佛三尊，各执其一，为他日复聚之证。我祖性之公览八宝山川之秀，遂卜筑于湖西白水塘居焉。”

综合上述信息，即我们白水塘支系的赵氏族人皆由半部堂十四世祖性之公一人所传。依据谱中“中古世系传”所录，性之公昆仲三人，长性道公配胡氏；次性之公配万氏（生二子：长子瑄忠，次子荣忠）；季性近公配韦氏。从三位先祖均已有配偶情况来看，说明他们在苏州阊门居住时均已成家立业，各撑门户。“洪武赶散”“万民迁徙”事发洪武七年，值朱明王朝刚建立不久（按洪武元年为公元一三六八年推算，“洪武赶散”应在公元一三七四年）。依此推算性之公应生于元朝后期，依古人成婚较现代人稍早推算，性之公当生于公元十四世纪五十年代。

虽然“中古世系传”中已录出性之公的二子的名字，但长房及三房的子嗣未录出，说明分手时彼此均未生后，否则不会在谱中没有反映。又从性之公“洪武赶散”时向后推移，到天启六年重修宗谱时的珑琥公其间共六代人（1626——1374共252年），性之公在“洪武赶散”时应处青年时期，因此出生时间应在公元十四世纪的五十年代的中期为主。

通过以上考证，对先祖概况，有如下几方面的认识：

兄弟情笃，复聚有证。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任何事情都有先兆。朱明王朝的“洪武赶散”必然也有先兆，至少先祖们虽然年轻，但却做好了离散的准备，即将“家传铜佛三尊各执其一，以为他日复聚之证”。可见兄弟之间“友于情笃，和乐且耽兄弟，怡怡蒸为瑞气，入则熏箎叶奏，出则觞豆言欢”（《新增八则家训》二）其情谊之深厚，非一般兄弟关系可比。据传我族这尊铜佛是一尊麻姑佛，在光绪年间尚存于长门，后来不知在民国何年以致失传，想必在明朝开国前就由祖上传下来。由铜佛的代代相传，可见先祖性之公的家世不仅仅经济状况尚好，且先人的文化水平不低，传世观念浓厚。此点从性之公的后人身上亦得以佐证，其二子长子为明义卫百户，次子为明义卫指挥，重孙梦梅公例授文林郞。十九世珑琥公为修宗谱竟两进县衙请县令为序，与县令“晤谈之下，言论风采脩然绝俗，真不愧大家风”。后世之风皆遗传于先人。想见先祖性之公一定学识渊博，很有气度，为人潇洒，绝非一般的粗通文墨之人。二十九世祖且均公在《重修宗谱序》中言及“至我始祖迁居八宝湖西，复立字派，以贻后世。”也就是说先祖性之公的文化渊源颇厚重，能立下后世繁衍发展延续的排字定例，此绝非文化浅薄之人所能为之，必有极深的文字底蕴。因为一姓的排字定例（俗说班辈用字）体现了先人对子孙后代的殷切期望及发展方向，体现了一姓人的精神面貌。犹如一篇文章的总纲，纲举方能目张。从十九世“绍”字开始排到三十四世的“建”字辈这十六个字，所体现的宗族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宗族文化一脉相承，体现了性之公对后世寄予厚望，明示后裔世代积德行善，长期稳定发展。这些内容由于已在新谱中的《“半部堂”字派的诠释与赏析》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此不赘述了。

良好家风，代代相承。

性之公拖家带眷来到苏北的宝应县后，并未急躁地随意而居，而是“卜筑”。因“览八宝山川之秀，遂卜筑于湖西白水塘居焉”。可见其亦精通地理。

据查《宝应县志》、《洪泽县志》有关昔日白水塘的信息，白水塘一百二十里方圆，丰水季可蓄水三亿多立方米。隋大业末破釜塘（原洪泽湖旧名）坏，水北入淮，此塘亦涸。塘中有三堰（堵水的堤坝），其中有一道塘头堰（今称塘槽），地势高于周边地段。据地理先生分析长堰似龙，闸口附近恰似龙头。据传宋太祖赵匡胤用兵时曾在此屯兵扎营过，因而地名以“龙登”，今人说白了即“龙墩”。而我们白水塘支系的长房一直居住该处。依旧礼制，始迁祖性之公亦必随长房居住。而后因人丁繁衍派分八门，为顾及八门族人及宗祠的等距离，便在后来的三河北岸不远处兴建了宗祠。并“招僧道一二人，经营祠宇，封植其草木，庶传于不坠”，“祠告成，少长咸集……礼节之儒雅，少者可以兴孝，长者可以广慈，贤者有所资以向善，不肖者有所惮而不为”。三十世祖启后公的序言中载：“自今以往，将见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兄与兄言友，弟与弟言恭，世泽绵延，蒸蒸日上”。

这些都是先祖性之公的家教精华，优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子孙后人方能世世代代“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儿孙耕读两行”。宗祠的楹联所载，正是一姓一支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反映了先祖对后人的殷切期望及要求。

七门三十世祖乾生公于光绪年间所修的《赵氏宗谱序》中郑重指出“尝思木有本而枝荣叶茂，水有本而源远流长。”白水塘支系的赵氏半部堂族人正是在性之公及其后人的绵绵熏陶下，方能“寖昌寖炽，代有伟人”，“继继绳绳，光前裕后”。先祖在光绪谱《合族重修宗谱序》中忆及先辈分派八门时，“建祖庙三楹，置义田百亩，每届春秋时，长幼咸集，肃肃雍雍，秩然有序，人咸啧啧称之。而祭赛之余，婚丧有助，孤寡有赡，节义有资，尤为他族所莫能及。”这种良好的家风的长期传承，正是得益于始迁祖性之公的优良传统的历史渊源。

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终成基业。

先祖性之公由苏迁宝之时，虽值年轻，但艰苦奋斗的意识很强。初到白水塘时该是一无所有，必须白手起家，当务之急先置存身之所。新到异地，眼前一片荒芜，只有茫茫的芦苇荡，盖房造屋谈何容易？先祖带领家人捋袖就干，就地取材，以土垈头垒墙，以芦苇做上盖，很快全家便有了安身之所。接着再垦荒造田，种粮糊口，还盖猪圈鸡舍，以致六畜兴旺，逐步地改善生活条件。很快改变了白水塘的荒凉景象。

当然这中间必有一段艰苦创业期，时间当在二至三年。因为彼时初到，白水塘杳无人烟，荒芜不堪，杂草丛生，芦苇成片，偶有野鸡野鸭，便是低洼处的鱼蛇混杂。高处尚可垦植，而低洼处白茫茫的一片水汪汪。今天就从旧地名“粱家湖”、“朱家湖”、“周家汪”、“鹤子湖”等，就可想见这些地方当初都为湖荡。若想垦植，非得先筑埂排水，再围堰造田方可逐步变为良田。这些土方工程今天可借助机械，速度快、效率高，当年便可见效。可在当初纯人工挖土方，哪是一朝一夕可以见效的？我们的先祖不愧“半部堂”的传人，用锲而不舍的精神，艰苦卓绝地苦干。试想这些土方工程若无大干苦干拼命干的精神，何以实现“荒滩变成米粮仓”的美好愿望？天无绝人之路，出路就在脚下，一双手可以改天换地！就凭这双手向大地要生计。所以虽然离开了有家有业、富饶美丽的苏州阊门宝地，来到荒芜人烟的白水塘，我们的始迁祖性之公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活得一年比一年好，创下了可观的基业。君不见光绪谱序言中的“树林隐隐中，屋舍云连，蒸蒸瑞气”……

文治武备兼为，课子教孙同进。

先祖性之公不仅文化修养高深，且有一身武艺，常年锻炼不坠，有强壮的体魄。这也是“开常稔田数武”的基础，因为习武之人的锻炼，讲究的是一个“勤”，须日日不息，年年不坠，否则“开常稔田数武”即无所从来。在白水塘，先祖一方面为生计垦荒，农忙务农，农闲时还要课子课孙读书，以图仕进，为将来谋得一官半职，耀祖光宗。不仅教授《四书》、《五经》，传授文化知识，还要教授一些武术常识，防身之术。性之公若无武术基础，何能“稔田”时还兼“数武”？同时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新迁一地且为荒芜人烟之地，安全还得自保。白水塘离宝应县衙所在地有九十里之遥，先祖还得与同迁来的庄邻搞好邻里关系，共同捍卫他们的劳动成果。而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调教下，武术日益精进，为人也正派，加之有谋略，方可长子瑄忠任义卫百户，次子荣忠任义卫指挥，分别担当联防自卫组织中的职务。而这两个职位不是在地方上的有突出武艺的人是难以胜任的。苏北穷乡僻壤，何人可授其艺，显而易见得之家传——先祖性之公的亲力亲为了。

综上所述，白水塘支系半部堂赵氏族人的始迁祖性之公是一位既有社会责任感又有正义感的文武兼备的学者。他家学渊源深厚，知识广博，为人正派，能审时度势，身陷逆境而不向困难低头，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战天斗地，团结乡邻，守护自己所创的基业。对弟兄深情厚谊，对子孙后代竭尽所能，不仅创下可观的基业，且对他们授以为人之道，文化知识，还有那可贵的护身本领……

也就是说：先祖处世有柳树的灵活性，适应性特强。既能适应繁华的城市生活，为文能诗能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为商亦善于经营，打理店铺；又能适应冷寂的农村生活，赶着牛能耕田，扛起锄能种地，耕耘播撒，样样在行，围堰造地，开垦荒滩，还能做基本的瓦木工活，盖房造屋，修缮农具。和平时期是普通良民，非常状态下精于舞抢弄棒保家护身。子孙在其调教下，不少人亦文亦武，耕读两行。先祖又有政治上的原则性，坚持做人的正确准则，始终坚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堂堂正正作人，清清白白处事。先祖身上的这些可贵品德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和品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多么令人敬慕的先祖呵，我们子孙一定不负厚望，将您的美德发扬光大，为国争光，为祖宗争气。